今天的论坛选择的时机非常重要。什么时机呢？那是在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经济体的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即将以新的姿态展现在全世界的世人面前的时机。也是全球的企业家们，全球的学者们，全球的政治家们，在寻找答案的时机。寻找什么答案呢？寻找如何尽快地结束这场金融危机带来的各种各样冲击的答案的时机。

　　这个时机非常重要，对中国经济而言又是一个非常困惑的时刻。中国的企业家朋友们在问自己，下一轮的经济增长在什么地方？下一轮的创业方向在什么地方？下一轮的财富创造机会在什么地方？所以，今天这个时代，的的确确是一个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焦虑感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的确是一个金融危机带来的不确定性的时代。

　　不仅是我们中国，全世界各地的企业家们都在问这个问题。欧洲、美国，自然不用说。他们仍然在欧债危机、美国的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的重创之下。其他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之外的新兴市场国家也在焦虑之中。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非常担心，他们未来的增长，是不是被我们中国所抢走；他们未来的增长机会，是不是被我们提前消费掉了。中国自己的企业家，毫无疑问，我们听了好多场的论坛，也非常的焦虑。

　　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那就是今天的世界如何才能走出危机的困境。今天的世界最缺什么？要解决金融危机带来的后果，如果要走出困境，我们最缺什么？

　　在我看来，今天的世界，首先不缺的是资金，国际国外都不缺资金。国际上，经过了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英格兰央行的多轮量化宽松运作，资金量大幅度上涨，各国的广义货币占名义货币的比重已经巨大幅度的上涨。同时，跨国公司手中有大量的现金，存在不同的地方，不敢投资，找不到方向，担心投资之后政府会以更高税收的形式拿走。以美国为例，美国公司在全球各地有高达2万亿美元的现金，占美国GDP的13-14%。他们找不到投资方向，不敢投资。

　　中国也是如此。中国的企业家都说，前一阵做企业挣到一部分资金，准备撤出来，下一步该如何投资？所以他们不缺资金。

　　缺不缺技术？在我看来也不缺技术。刚刚谈到互联网的创新，刚刚谈到了移动终端平台上的各种运作。这种技术积累已经存在于当今的世界。更不用说新材料，碳纤维的引入。更不用说各种勘探技术的引入。让这个世界改变了技术面貌，不缺技术。

　　缺不缺资源？也不缺资源。南非这个国家，5千万人口。一个月之前我去过，给我的感触非常之深。人口非常少，但失业率仍然达到25%，大量的资源在闲置。包括做钛钢的材料。再举一个例子，印度尼西亚的煤是我们国家未来能源的重要进口来源。印度尼西亚、南非、智利担心的是资源价格的低迷，不敢投资。资源并没有转换为投资，投资没有转换为经济的兴旺。

　　世界缺不缺需求？作为一个学者，我跟企业家的观点可能不太一样。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仍然是比较贫穷的世界。进入到发达境界的，享受到现代化生活的人口仅仅占到全人类的10%。有90%以上的人口的潜在需求并没有满足。像今天这个非常寒冷的天气，我相信包括中国境内的很多消费者还没有享受到基本的取暖服务。潜在的需求仍然是存在的。

　　不缺资金，不缺技术，不缺需求，缺的是什么？为什么企业家不投资？为什么经济不能恢复？在我看来缺乏的是对政府未来政策的基本信心。企业家不知道投资以后政府会怎么收税，不知道投资以后政府怎么监管。不知道投资以后，各种各样的社会反映如何，会不会出现新的一场运动，掠夺、剥夺投资者的所得。这是当今世界最缺乏的一个最基本的新的公共政策的方向。

　　在我看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非常清晰的。问题还是出在了我们的公共政策。

　　我第二个问题是如何才能够找到一条新的公共政策思路，让经济走出困境，走向繁荣呢？对于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必须有一套新的经济思维。

　　为什么这么讲？首先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人类历史进入市场经济以来，进入现代化市场经济组织以来，经历了若干个重大的挫折或者危机。每一场危机的解决、每一场危机的走出不是靠技术创新，不是靠大规模的投资，而是靠经济思维的创新。

　　1890年，英国在工业革命后的100多年里面发现一个重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发现了它的劳工阶层的基本福利水平得不到保障，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狄更斯，我们非常熟悉的文学家，那个时代作为现实主义的作家写出了大量作品，在社会上引起了共鸣。这样动荡的世界，在那个时代不可能带来投资者的投资，不可能让投资者安心投资。恩格斯写过英国工业阶级状况，他预计英国市场经济将步入衰退，步入危机。

　　这个时候，以马歇尔为代表的经济学者到处呼吁一定要有制度创新，一定要有基本的福利保障。正是在这种新经济思维创新的推动下，英国的政府在1890年开始，英国的上层贵族，上议院推出了一系列的社会基本福利立法，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让市场经济制度继续前进。这是1890年第一轮的危机。

　　时间推到1929年到1933年。股票市场的崩溃带来的大规模经济衰竭，冲击了欧洲、美国。这场危机怎么解决的？是从1933年开始美国采取了以凯恩斯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新政，推出了大量的公共政策，包括修道路、建设投资、社会福利投资，包括养老退休、医疗保险等等各个方面。这一轮的新政让世界逐步走出了危机。很不幸的是，这场新的运动并没有在欧洲引起足够的触动。因此让德国仍然陷入了社会动荡，带来了希特勒的上台，带来了1940年开始的战争。

　　到了1944年，二战即将结束的时候，世界上的有识之士，学者精英们聚集在一起，为战后经济的发展做了描图。建立了三大支柱，战后的货币体制，以美元为核心的货币体制。再一个是复兴开发投资，世界银行对穷国进行援助。第三个是自由贸易。当然了，当时所设计的国际贸易体制并没有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因此，只能取而代之，退而求其次，建立了关税总协定。这套新的体制保证了世界经济在未来二十年之内基本是繁荣的。

　　时间推到1980年，发达国家又陷入了危机。政府干预过重、财政赤字严重、通货膨胀高企。在这种背景下，撒切尔夫人、美国里根总统推出了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这套新的以供给学派为基础的经济改革又使得世界经济持续了二十多年的繁荣。这是简单的历史。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何尝不是如此？1978年的国民经济，那个时候的困境是从改革开始，从农业开始，从放开农业生产、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回归到家庭生产为单位的基本的经济体制改革。由此走出了困境。

　　时间又推到1992年到1994年，新一轮全面的市场经济改革，从汇率到财政政策，到企业改革等等方面的推出，又使得中国经济在后来得到了十几年的繁荣。

　　到了2001年，中国决心加入WTO，以开放促进改革，又带来了十几年的繁荣。历史告诉我们非常简单，任何的经济困境、任何的不自信、任何的困惑和焦虑必须通过经济思维的创新才能够解决。

　　第三个问题，我要问今天的世界需要什么样的新的经济思维呢？很显然，在我看来，首先我们需要的是超越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简单地以政府的财政投资、以政府项目为推动的经济发展，这种发展短期内也许可以带来繁荣，但长远来看不解决根本问题。这种财政刺激往往首先是让大企业、国有企业受益，收入分配继续恶化，增长的内在动力必然枯竭。所以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必须超越。

　　八十年代的自由主义思维也必须超越。因为当今世界我们看到了太多资本市场、证券市场的无效性，完全放开的政府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带来的灾难，我们记忆犹新。2008年开始，以及2008年前的各种金融创新的运作带来的后果我们记忆犹新。再加上当今的世界，收入分配不均导致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日益高涨，这种社会背景下，纯粹的自由主义政策缺乏基本的社会基础。即便主观上有信心，客观也不能达到。

　　在我看来，计划经济的传统的政府大包大揽的经济思维显然也必须超越。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把医疗卫生、住房全部纳入自己的控制领域之内。这种产生的无效性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这三个经济思维都必须超越。

　　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新的经济思维。这个新的经济思维有三个基本点需要同时推进、同时把握。

　　第一个基本点，不光中国经济，全球经济必须重构基本的社会福利体制。在西方，必须要退出过分的、财政负担过重的、针对中产阶级的社会福利体制。这种社会福利体制必须大规模减少。相反，要把注意力集中于社会上最需要扶持的、最需要补贴的低收入民众。

　　对中国，完全如此。我们需要的是在基础教育领域进行政府大规模投入。如果政府在基础教育领域投资不足，必然带来明天的收入不平等。因为孩子们的能力在未来的差距越来越大。基本的卫生，政府必须投入。不能完全指望市场的机制能够解决最最基本的医疗卫生的公平性和普世性。基本的住房也必须政府来解决，这件事是1890年的英国贵族已经意识到的，推出了各种各样的公共住房政策。一百多年前的经验，我们回去看一看，德国人的经验我们回去看一看，德国人的正面经验我们回去研究研究。政府在基本住房方面的投资必须做到位。基本的扶贫做到位。

　　市场经济是很残酷的，很多人运气不好。并不像今天的企业家一样，可以作为成功者出现。市场经济最大的不公是基因的不公。我们必须承认。必须承认在市场经济领域里面，在市场经济竞争规则下面，有一些不见得有先天性的自我约束力很强的、市场理性的一部分人群，在竞争中会败下阵来，政府必须给予最基本的人文关怀。

　　基本的福利体制不是普事性的对所有人进行补贴。我讲一个例子，高速公路免费的问题。高速公路首先不是公共品。你上了高速公路以后，你占用一个车道，我就不能占这个车道，是排他性的。没有高速公路就不能进行其他的选择，它跟医疗完全不一样。它既不是公共产品，也不是必需品，为什么政府要免费提供呢？为什么不能由享受高速公路的人来提供基本融资呢？这样的话，所有的互联网都要免费，甚至铁路都要免费。因为我们建铁路的钱，往往还不如高速公路的成本。我们坚决反对泛福利化倾向。如果我们走向了泛福利化，今天的欧洲和美国就是我们的未来。

　　高速公路的免费本身是给开车阶层提供的补助，这部分人相比民工而言，相比普通的低收入人群而言，他们是纯粹不需要补助的，我们需要补助的是民工、下岗工人、没有技能的工人培训。这是第一点，基本的福利制度必须要完善，必须要建立。没有这一点的话，或者公共财政不堪重负。如果有过多的福利提供，公共财政不堪重负。或者没有基本的福利提供的话，市场经济得不到广大民众的支持。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在我看来非常基本的，就是必须以法制为基础，政府必须加强对市场经济的监管。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大家都是食品安全监管不到位的受害者。现在市场经济如果没有政府进行监管的话，我们的经济不和平发展。现代市场经济不是熟人之间的经济，而是陌生人之间的经济。这种情况下，信息是大量不对称的。再加上普通消费者不可能对每一个产品有足够的专业知识了解，必须有政府的监管。这个监管必须建立在法制基础之上，必须以法制为基础。

　　我讲一个例子，我们的证券市场。我们的证券市场价格非常低迷。实事求是讲，今天的证券市场的价格低迷完全不能由基本面所解释。我想这是最基本的投资策略。老百姓想一想，你是愿意把财富存在银行呢？还是把财富拿出来去买上市的银行股。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大盘的银行股的分红率远远超过存银行的钱。这就证明目前的价格低迷完全是非理性的。当然，这个非理性的背后有一定的理性。它的理性就是投资者对政府的监管，对法制系统没有信心。大量的违规事件、公司治理不到位的事件没有得到监管部门应有的惩罚，更没有得到司法体系的监督和惩罚。在这个方面，我们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法制不是一句空话。最近我提出要抓住证券市场的时机，大力推进法制，在北京、上海或者深圳建立高等法院，直接审理在上市过程以及上市公司的违法行为。必须要跟1933年之后的美国联邦的司法体系靠拢。美国1933年之前，各种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由地方公司审判，出现大量问题，地方企业和地方政府捆在一块。1933年之后，司法体系提升到联邦法院的层次，逐步解决了这个问题。今天很多美国的违规事件是美国司法部直接认定的检察院院长和法官去起诉和进行审判的。这一点必须要推进。所以第二条是要在法律的基础之上对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严加监管。

　　第三条，也许最重要的，就是在非公共产品的生产领域，不是最基础的社会福利产品的提供方面，要大力推动市场化。非常具体地讲，我们的国有企业必须推向市场。在第一条、第二条的组织上，国有企业必须推向市场。国有企业的老总不能由政府任命，他的职业发展道路要跟官员割裂开来，他个人的激励、个人的持股、个人的工资奖金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去考虑。

　　政府对一些主要国有企业的持股量要逐步地下降。同时政府对董事会的任命和开会方式要减少干预，按照现代企业的方式进行改革。并不是一夜之间把国有企业卖掉问题就解决了。俄罗斯给我们提供了惨痛的教训。一夜之间把国有企业卖掉了能实现现代化企业建设吗？并没有。我们看今天俄罗斯的石油公司，仔细研究研究，我相信在运作方面比我们的石油公司还不规范，还有很大的任意性，跟政治的联系千丝万缕。俄罗斯的石油公司最近刚刚发生了一些跟BP的矛盾，非常清晰。

　　在我看来，市场化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大原则。在其他领域里面也必须坚持市场化原则。市场化原则也包括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在公平公开的基础上跟外资进行竞争。这是一个基本点。这一点之所以在过去很多年之内被别人怀疑，是因为第一条、第二条没有做好。

　　总的来说，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动荡的世界。当今的世界是一个焦虑的世界，不缺技术，不缺资本，不缺想法，不缺需求，缺的新是的经济思维。新的经济思维必须超越过去传统的凯恩斯自由主义的想法，必须超越过去计划经济的框架，必须在基本社会福利、法制监管以及进一步的市场化方面全面推进。

　　我坚信通过各位同仁的共同努力，在这个占全球人类三分之一以上的经济规模的两个重大经济体里面，我们共同努力，共同探讨新的经济思维在未来经济改革和经济政策中该如何推进。我坚信如果这个方面有所创新的话，繁荣的世界将离我们不远了。我们的企业家在这个繁荣的世界里面将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