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9到2011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人叹为观止的9.9%年均增长率。2011年，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7.4万亿美元，这大约是1979年的100倍。中国经济过去33年的成就，无疑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世行最近刚发表了一份题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研究报告。报告称，由于当下技术水平和经济结构的限制，从现在到2030年，中国经济增长将逐渐放缓，接近增长的极限。

　　早在2007年，温家宝总理就已经说中国经济“不均衡、不协调、不可持续”。2012年3月5日，温总理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将增长目标下调到7.5%。这是2004年以来中国第一次将增长目标下调到8%这一标准以下。这样温总理已经清楚表明，中国经济以两位数字增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事实上，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及其潜在的放缓绝不是新闻。经济增长放缓已经在各种政策纲领得到讨论。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些有关增长的政策问题，已经体现在去年出台的“十二五规划”(2011-2015)之中。十二五规划的出台，表明中国的领导集体已经形成共识，即是要将经济发展方式，从GDP为中心的增长方式转向一种“包容性”增长。

　　增长放缓是经济发展的必然

　　综上所述，中国高增长时代的终结，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从历史上看，包括日本和四个新兴经济体(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在内的其他东亚国家，也都经历了20到30年的高增长时代。随着这些经济体的逐渐成熟，经济增长率也明显地下降了。虽然中国巨大的经济规模意味着更多的内部动力以及或许更长的增长周期，但“东亚经验”毫无疑问是对中国前途的启示。

　　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也可以从基本增长成分分析出来。所有的经济增长最终来自于内部需求(投资和消费)和外部需求(净出口)这两个来源。随着中国工人工资和成本的飙升(通胀和人民币升值)，中国出口正日渐失去其比较优势，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现在大约是20%)必然会下降。

　　随着外需的萎缩，国内投资和消费将成为将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柱。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构成了GDP半壁江山的投资。这种投资依赖的后果，是中国经济长期处于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陷阱，进而导致生产和出口的过剩以及长期的贸易顺差。这既是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根源，也是全球经济不均衡的起源之一。

　　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将偏重于促进国内消费以满足民生需求，中国增长模式也将变得更加均衡。但这种变化必然要弱化当前的各种增长因素，从而导致增长从源头上放缓。

　　什么才算中国式的“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必将放缓，两个相关的问题也就接踵而至。第一，什么是低增长？第二，什么样的增长对于中国经济而言算是低增长？许多海外分析家在分析中国经济表现时持双重标准：由于中国经济一直以来都以两位数的增长率，哪怕是很小的增长减速都被他们看成是“硬着陆”，至少是“软着陆”。例如，当中国的经济增长从前年的10.4%下降到去年的9.2%，他们就在中国经济的2011年的成绩单上贴上一个“软着陆”的标签。但实事求是地说，这样出色的增长率怎么也不应该说是“着陆”。

　　与温总理7%的目标不同的是，大部分对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是在8.0%到8.5%之间。根据前面提到的世行报告，中国经济在2011年和2015年间的年均增长率将达8.6%，在2016年到2020年间的增长率将达7%。这样的增长率绝不是什么低增长。称之为“低增长”，恐怕只是因为它们比中国过去的增长率来得低而已。

　　即使是以这样的“低增长”继续下去，到了2030年，中国经济的规模将仍达到24.4万亿美元(当前价格)，这将使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时候中国人口预计将达到14.7亿，因而中国2030年的人均GDP将达到1.3万美元，这大约等于韩国在2005年，新加坡在1993年或者日本在1970年的收入水平。不过，中国2030年的GDP总量也许看起来很高，但人均GDP(衡量普通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标准)仍将大大落后于那时的高收入国家。换句话说，即便是中国成为了发达国家的一员，她离“富裕社会”还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