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能否成功取决于什么？取决于社会的共识，人民的觉醒，社会与市场的内生力量，每个人维护自我合法权利的努力，以及法律所能给予的公平博弈空间。
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之后的记者会上表示，“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历史观在执政领域的显示，是年鉴学派整体历史分析的精华所在。当执政理念不被理解，执政者会出现“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的痛苦，对社会的忧虑来源于共识无法达成，利益团体往往假道义而行，达成改革目标的技术手段往往被扭曲。
1898年，史称“戊戌变法”的维新力量，在年轻的光绪皇帝带领下，以康有为等学者、中下层官员、部分市场人士为主体，艰难前行。这是一场注定不会成功的维新运动，维新者集聚了太多的反对力量：因为科举而失去前途的读书人反对，希望搭上维新之船的李鸿章等大员被康有为等人傲慢地拒绝，列强将中国视作肥羊，农村动辄饥荒，绝大多数民众目不识丁。当时的农村经济与社会结构与中世纪毫无区别，铁路被视为毁坏风水的象征，因被认为是毁坏传统纲常的利器遭到唾弃。谭嗣同的鲜血没有达成民众的共识，反而成为极端派的食粮。
一百多年后，在现代工业化路上艰难跋涉的中国，出现了强有力的改革支持者，文盲率大幅下降，城镇化率进程过半，最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建立的过程当中，资本与货币市场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后失而复得，各经济主体在尽一切力量维护自身的权益。
情况截然不同。当然，从历史的细节、经济的细部看，我们能看到一切行政的阴影，看到计划色彩的影子，在工业化起步后存在中等收入陷阱。一百年前，中国的难题是能否跳出赤贫陷阱；一百年后的中国，难题是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从经济角度解读温总理答记者问的内容，可以从技术上得出比较明确的结论；从技术出发，可以了解未来的预期目标。
第一，经济增速7.5%不算低。目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47万亿元人民币，维持7.5%的增速，过9.58年，中国经济将翻番，达到94万亿元以上。按照美国2010年、2011年15万亿美元左右的GDP，以目前美元与人民币汇率计，为9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也就是说，假设汇率等前提条件不变，过十年后中美经济总量将相当。过快的经济增速会造成马戏团独轮车经济，一旦经济增速下降独轮车就会倒塌。2003年-2007年，中国经济持续5年两位数增长，2010年恢复两位数增长。从国际贸易环境看，从中国的货币增量看，这样的经济增速不可持续，无助于结构的调整。
第二，人民币汇率不可能大涨大跌，未来可能扩大双向波动区间，考虑到国际压力，小幅上升仍有可能。
温总理在记者会上引用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经常性账户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2.8%，小于3%的国际公认标准，在国际收支和货物贸易上，中国已经实现了基本平衡。就市场而言，人民币无本金远期交割摆脱人民币单边上升趋势，有升有降；中国国内调整结构、建立基本社会保障体制、出口预期下降、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使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浮出水面，绝不像某些模型所计算的，可以大幅上升，而是会在一定的临界点上止步不前，人民币继续上升到“5时代”，基本是个极限。
第三，房地产远未调控到位。房地产市场是个与货币金融、地方财政、基础行业互相捆绑的行业，远未松绑，因此，房地产调控是个长期的软着陆过程。
此次调控略有成效是明确的预期与抑制投资性需求相结合的成果。房价合理是投入与合理利润匹配，是房价与收入匹配，这是实体经济的经典术语，也就是说，未来房地产不再是投资者主导的市场，而是城镇化进程中刚性需求为主的市场，除非出现失控情况，暴利不再成为选项。这是房地产调控以来的主导思想，股市地产板块的大起大落，证明很多人对房地产调控抱有不切实际的放松幻想，甚至愿意以长期泡沫、失控为代价换取眼前的短暂收入。
希望房地产失速下滑，让钢铁、水泥等企业全部都去养猪、承揽市政工程，同样也是一厢情愿，同比大幅下降甚至扼杀刚性需求，同样是疯狂的想法。
第四，支持民间金融，纳入渠道内有序发展。温家宝总理、王岐山副总理等最近作了一系列的表述，发展民间金融、让民间资金回到监管视野之内的目标十分清楚。对吴英案等实事求是，吴英案背后的所有链条，在目前民间资金处置过程中的暴利现象，绝不应该被忽视，
第五，以填平收入差距为抓手，建立民生保障机制，与高效公平的分配机制。温家宝总理所说的五件难事，件件都与民生有关。提升民生刻不容缓，但提振的过程如此艰难，中国解决了民生问题、分配问题，也就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
调整经济上的技术手段，是延续中国百年现代之路。经济与社会、政治密不可分，当我们在经济上、在市场上看到公平的民事赔偿机制，看到市场民主的精髓，才有理由对未来抱持坚定的信心。深刻的反省，冷静的头脑、坚定的信心与务实的举措，是远离“戊戌变法”悲剧结局，却能秉持维新精神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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