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企业主还在为吃饭问题焦虑时，你问他什么是企业家精神，他的回答估计是：那是个华而不实的东西。想知道什么是企业家精神，恐怕得敲一敲在天国的史蒂夫·乔布斯家的大门，向他虚心请教。乔布斯曾说，他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世界确实因他的精、气、神而改变，这是不是一种企业家精神呢？

　　电影《让子弹飞》中有一句台词“站着就把钱挣了”，这反衬着今天的企业家生存境遇。投资人薛蛮子也说中国商人“现在基本上是跪和半跪的状态”。一位企业家朋友曾不无担忧地说，当地的官员对他日益壮大的企业总是吃、拿、卡、要，虎视眈眈，如果官员不满意，随时可能让这个朋友倾家荡产，为此，朋友的爱人走入了教堂，去寻求神的护佑。企业家置身于如此让人没有安全感的政治生态中，神能解救得了他吗？

　　翻开中国的历史看看，整个政治生态的多数大人物都是用居高临下的眼光上下打量着做生意的商人，吓得商人战战兢兢。

　　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社会虽四分五裂，但诸子百家思想自由，没有大一统的理论教条捆绑人的精神追求，因而，做生意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孔子的弟子子贡就是一个生意做得很好的人。好为人师的孔子一方面为子贡有做生意的本领而高兴，另一方面又给他提出了很高的道德要求：富而好礼与富而合道。通俗地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种企业家精神解释的版本是有钱、有礼、有道。

　　在孔子的眼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无可厚非。但是，后世的所谓孔子思想的继承人却为了迎合帝王家天下的政治企图，刻意曲解了孔子的本意，把商人的地位贬斥到社会的边缘，士、农、工、商的排序成了社会共识。士，读书，参加科举，然后做官，是第一选择；农，种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图个田园生活，是第二选择；工，加工、冶炼、发明个小生产技术，用于日常生活，是第三选择；商，做买卖、做生意，调剂小日子的余缺，是第四选择。日久天长，甚至连理学大家朱熹也瞧不上商人，他曾说商人的作用就是管个吃饭、穿衣，如果再做别的就有害了。如此境地，商人只能是小商人，只能做小生意，只能“跪着”生存了。

　　商人“跪着”生存，还因为政治生态为其预设了两条原罪：一是无奸不商，不符合道义要求。2000多年的“义利之辨”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演变成了义先利后、为义舍利，如董仲舒所说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朱熹口中的“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与不当为”，“不顾利害，只看天理当如此”。儒家拔高了“义”的道德价值地位，因而贬低了“利”的正当地位。这种褒贬在世俗化的过程中进一步扭曲，以至于把“见义忘利、唯利是图”的帽子扣在了商人的头上。有了这样的社会负面认证，商人必须寻求生存之道，应变之一就是给自己再戴上一顶“儒商”或者“红顶商人”的帽子，以便抵消负面影响，晚清时代的胡雪岩、盛宣怀，以及徽商、晋商、淮商、闽商等商人帮派就是其典型。

　　二是商人私欲无边，不利于社会稳定。秦汉以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服务于专制君王的等级制度建立，农业立国的原则成为主流，人人各安本分成为理想的社会模式。因而，商人被框定在十分狭小的圈子内做生意，以维持生计，正如荀子所言“上贤禄天下，次贤禄一国，下贤禄田邑，愿悫之民完衣食”。然而，商人总是不安于现状，不满足于吃饭、穿衣，而且其嗅觉总是很灵敏的，贱买贵卖，东挪西用，借助水陆交通，总能获得一定的利润，占有一定的财富地位，从而形成商人阶层特有的生活方式。在统治者的眼中，如果商人的这种生活方式被很多民众效仿，那么农田就没有人种了，整个社会的礼仪秩序、等级秩序就会乱掉，社会就无法稳定。从中可以看到一个矛盾：商人在满足私欲的过程中，会逐渐认识到个人私权的重要，保护私权的动机会带来维权、分权的行动，而这与统治者的公权、集权、专权至上是矛盾的。因而，“富可敌国”的商人要么“大隐隐于市”，要么以财买官、以财贿官，才能不被统治者以维稳的名义铲除。

　　虽然商人的政治地位一度也有好转，但总是难以与作为读书人的“士”阶层相比。16世纪，中国商业经济空前活跃，思想家王阳明也曾破天荒地肯定商人的地位和价值，为一个叫方麟的商人书写墓表；17世纪，商人阶层开始崇拜商界前辈白圭、子贡、陶朱(范蠡)，商人自己也开始了历史寻根之旅；19世纪，清朝官员沈垚也曾在文章中称商人为豪杰；20世纪初，民国的许多实业家在中国的战火中开始了艰难的历练。对这些时期商人角色的最好评价是“士魂商才”，即使商人的灵魂和“士”没有什么两样了，可是商人仍旧是商人，享受不了“士”的待遇。可见，传统政治生态下的中国商人地位还是不能与“士”比肩。

　　商人的地位虽曾有好转，但是一遇到严酷的政治空气就又被打入了冷宫。上述两条原罪的升级版后来竟然出现在社会主义“文革”时期。在虚幻的意识形态的教唆下，非人性的阶级斗争将商人贬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斗私批修”、“打倒走资派”、“割资本主义尾巴”、“恨斗私字一闪念”成为潮流，做生意、有钱、富裕成了十分可耻、可恨的事情。这个时候的商人连跪着生存的可能性都没有了，更谈不上什么精神追求了。

　　在此两条原罪的阴影中，中国商人要想有一种具有独立人格的精神品质根本不可能。1992年，中国确定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中国社会对商人的认识多了几分尊重，商人也被改称为“企业主”、“企业家”了，其命运迎来了比较好的时期。然而，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在今天的中国仍是稀缺品，因为政治生态中仍有太多的绊马索，导致的结果就是企业家不得不跪着或半跪着生存。

　　例如，太多的行政法规逼迫企业家不去投资实体经济，反而让他们去投机、赌博，在楼市、股市、期货等市场中流连忘返。巨人网络董事长史玉柱不无讽刺地说：“企业家不愿投资实体经济，原因之一：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行政法规。上一个实体项目，要敲几十个公章，面对几千条'严禁'，几百条'处罚'。如果严格执法，实体企业家全要在监狱里过年。不能全抓，就出现了选择性执法。去年(2011年)才取消的投机倒把罚款条例，能把一半的民间资本罚为财政收入。庆幸我退休啦。”不做实体经济的企业家能有好的归宿吗？热衷于投机行业的企业家精神是不是一种变态的精神追求呢？

　　再如，金融行业的垄断让中小企业度日如年，一些创业的草根阶层要么在刀尖上跳舞，挑战法规的弹性，要么忍受高利贷的巨大风险。沸沸扬扬的“吴英案”就说明了垄断行业害人不浅。此外，一些政府官员变本加厉的寻租行为也让企业家担惊受怕，度日如年。

　　企业家精神的春天在哪里？

　　今天的世界是平的，也应该是个人本位的。当美国人马克·扎克伯格要把Facebook上市的消息传到中国时，中国的微博运营刚在尝试实名制，何时能与Facebook链接在一起还是未知数。扎克伯格的成功与他的前辈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一样，都是美国个人本位创业梦的实践者。整个世界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进入了个人本位时代，个人觉醒的时代到了，而以集体为本位的政治生态终将被淘汰。处在真正个人本位政治生态中的企业家，才能站着而不是跪着或半跪着挣钱，企业家在此基础上才能孕育出风骨和精神。

　　如果个人能够深刻地意识到自我的权利和潜能，并坚持把它发挥出来，那么他就有了一个企业家的作为。如果他还能够在经营自我的同时，还释放出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创新、超越等价值观，那么他就具备了稀缺的企业家精神，不仅装备了身心，还照耀了世界。